最近，一些地方官员针对各地的高房价问题接连作出表态，对房价畸高的现象提出了严肃批评。不少批评意见入情入理，发人深思。
归纳一下，地方官员们针对高房价作出的批评，大致围绕三个方面：其一，商品房价畸高、保障性住房供应不足，不少民众望房兴叹，已经成为民生难题；其二，在一些官员看来，房价畸高逐渐开始影响到政府形象；其三，有官员甚至明确表示，高房价背后隐藏着贪污腐败问题。
说实话，高房价背后的民生艰难、政府形象受损，以及一些贪污腐败现象的出现，都是客观存在的。在各地房价一浪又一浪的上涨热潮中，民生问题早已凸显。去年，一部名为《蜗居》的电视剧热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即是这部电视剧吻合了社会心理层面对于高房价的不满。这种不满情绪若持续酝酿，可能为将来埋下社会危机的隐患。
其实，各地政府对于房价问题是了然于胸的。房价背后的上涨逻辑，并不复杂。城市化的浪潮、民众改善住房的愿望，固然都是推动房价上行的客观原因，但房产被当作投机品来高度炒作、城市地价不断飙升以至于“地王”频现等人为原因，在很大程度上助涨了楼市价格。而这些人为原因，涉及到地方政府的监管作为，更涉及到地方政府的直接利益——很多时候，地方政府也是房价上涨的重要推手。正因此，政府形象受到损伤在所难免。
高房价的背后，当然也不无腐败问题。房地产领域可以说是腐败高发的领域。在楼市中，权力的“点石成金”意味非常明显，如规划部门稍微变更一个项目的容积率，就可能使开发商增加收入数千万元。由于在房地产业利益同盟的“多赢格局”中，一些地方政府、有关腐败官员、开发商等都是获利者，这也导致了房地产领域腐败的隐蔽性。
可以清楚地看到，地方政府与地方官员在整个楼市的利益链条中，扮演了不可忽略的角色，尤其是各地近年来对于“土地财政”的过度偏好，直接推高了地价，进而深刻影响到房价，这也是客观现实。民众的困难、政府的形象，以及房地产领域当中的诸多腐败现象，也因此相互关联，层层问题纠结到了一起。
现在，不少地方官员（包括部分省级官员）出来公开表态，批评指责畸高房价的不合理性，反映出这些官员们认识上的倾向。毫无疑问，畸高房价的严重性，在导致民生艰难之外，还可能促使房地产信贷风险的膨胀，酿成金融风险，同时，地价过高对于城市的后续发展，负面效应也将是明显的。
诚然，从宏观面来看，房地产市场须平稳健康发展，不能大起大落，但楼市要想健康发展，目前的重要目标就是要遏制价格的过快上涨。中央已经一再表态，要加强针对楼市的调控。某种意义上说，地方官员们相继批评高房价，是对中央态度的呼应，也是一种重要而正确的认识。
不过，地方官员认识到楼市问题所在，远不足够，高房价仅靠批评是下不来的，关键还是要有切实的措施。从中央部委的政策来看，有几个方面已经发力，如调整交易环节的税收来遏制投机的过度；加大差别化信贷政策执行；国土部门则重拳落在对闲置土地的处置上，等等。
显然，在遏制房价过快上涨上，地方政府大有可为。最重要的一点，当是改变对于“土地财政”的过度依赖，改变倚赖卖地收入的现实。说实话，“土地财政”的问题解决不好，房价畸高的现象就难以改变。当然，“土地财政”涉及到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涉及到事权与财权的匹配，涉及到未来财税制度的改革，也的确是一个大难题。
在此之外，地方政府还要努力加强市场监管，以及继续大规模推进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其实，商品房价格的畸高，与保障性住房供应不足，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从不同角度呈现出同一问题的实质。对于地方上来说，推进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要同时解决动力不足和财力不足两个难题。这就要求地方官员真正承担起为官者的政治责任，借助改革与奋斗来逐步解决。
当然，房产价格是个民生问题，也是个经济问题。经济问题的解决，需要尊重经济规律。说到底，政府还是要干好分内之事，厘清政府职能。调控房价，并不是去胡乱干预房价——如果不尊重经济规律，那么即使强行干预，也未必能够实现预期的目标。（财经日报）
国办近日发出通知，要求进一步加强和改善房地产市场调控，稳定市场预期，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这一调控措施出台及时。
社会对通货膨胀的预期，使购房行为在满足了一些富有的家庭改善居住条件的目的之后，成为财产保值或投资增值的手段，导致过多的家庭储蓄和银行借贷涌入了房地产交易，人为地哄抬了房价，使之居高不下，而许多低收入者则“望房兴叹”，导致了尖锐的社会矛盾。但是，任何人为制造的紧张都是难以持久的。
，就众多家庭所拥有的财力来看，收入总是有限的，而支出则可能是无限的。除衣食住行等基本物资需求之外，还有精神文化层面的需求以及赡养老人、培育下一代的需求，若把有限的收入锁定在拥有多套住宅用于保值或增值，这是为了未来而牺牲当下，而等待本身也是成本。因此，在家庭理财中，我们不仅要看到有形的，也要算无形的成本。
第二，房地产是不动产，流动性较差。在当今我国实行独生子女政策的情况下，我们的下一代通过继承的方式拥有多套住宅之后，很容易在社会培育出一个不思进取、依靠房租寄生食利者阶层，相信这是许多家长都不愿看到的。
第三，就住宅本身的使用价值来讲，它是生活消费资料而不是生产资料。在一个家庭满足了其改善居住条件的初始目的之后所拥有的多套住宅，导致的不仅是家庭财产的闲置与浪费，而且也是社会资源的闲置与浪费，社会乃至政府不可能视而不见，听之任之。
第四，扩大到全社会范围，房地产业只是众多产业中的一种产业，它向我们提供的不是我们日常生活需要源源不断供给的产品。在国民经济中，它所能带动的相关产业也不是无限的。当社会游资大量用于追逐房地产，在导致了它一枝独秀、畸形发展时也相应地减少了其他方面的资金供给，从而阻碍国民经济的协调、健康发展。
第五，在自由的市场经济中有一个平均利润率在起作用。暴利导致了游资向房地产业集中，在其持续发展中，它在不断地制造并向社会提供住宅产品，当众多家庭或通过购买、或通过政府提供的廉租房拥有了保障性住房之后，整个社会会因供给的不断增多和需求的逐渐减少出现过剩，房价房租也会因此呈现下降趋势。因此，以住宅用于保值或增值同样是具有风险的。
从长远看，当前的房价过高是泡沫，是暂时的现象。当这一认识成为社会共识，而由政府代表社会开始加大并实施对房地产交易市场的宏观调控力度之时，它最终要回归人的理性、社会的理性。（四川日报）
面对疯涨的房价，中央终于动手了，而且一出手就是一套组合拳。
营业税优惠政策取消、开发商拿地首次缴款比例不得低于50%、二套房首付不得低于40%……看来是要动真格的了，但也有细心人发现，这几刀远没有市场以为的那么狠。营业税政策只是优惠的取消，而土地收支管理则多数是前几年的老政策，这一次只不过是“进一步要求”而已。
在我看来，能释放从紧信号已属难得，因为在高房价面前，无论是政策的制定还是执行都左右为难。
2009年年初，一个开发商朋友参加了当地政府召集的开发商恳谈会，市里领导希望大家能为地方经济做贡献，尽量别降价。都是在本地混的，开发商们自然相当配合。彼时的土地还不太好卖，市里也呼吁开发商多出手拿地，实在卖不掉的就让市里自己的公司托着，毕竟土地收入是有年度目标的。年中开始，地好卖了，地王频现，很快就超额完成了全年的收入计划。虽然还有规划中的土地，但也被留到下一年了。开发商朋友说，事实上地王多了，地方政府更愿意把地押着卖，这就像我们囤房，只要这一年的销售收入完成了，就不急着卖。
在对付金融危机的战役中，房地产无疑战功赫赫，是个英雄。外需不振，内需难启，三驾马车中只有投资一马当先，而其中跑得最快的那匹就是房地产。如今即使“保八成功”，哪能“卸磨杀马”？数据显示，2009年前11个月，20个城市土地出让金超过6000亿，远超财政收入，如果杀了“马”，谁来领跑？在中央层面，看到了被房地产绑架的金融风险，开始鸣枪示警，但又不敢一枪致命。
而对很多地方政府来说，房地产更是伤害不得。我们常常看到这样的情况，地方政府和开发商其实是主动捆绑在一起的兄弟，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从2005年开始的房价疯涨过程中，这种利益关系已经明白无误地显露出来，而在那一次长达几年的中央调控中，地方政府执行得并不情愿。这一次，双方恐怕不会有太大的冲突。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的不是“遏制房价上涨”，而是“遏制房价过快上涨”，也就是说，政策的目标是“别涨的太猛”，而不是公众希望的“下降”。
所以，我们看到在高房价面前已经有刀在挥舞，但是显然，持刀的人并没有下定决心，因为他手起后落下的，仅仅是个剃须刀。（中国经济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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